天空黑如锅底，车外暴雨如瀑，窗门都已关闭，以防风雨侵入。车厢中虽然已经点起了烛火，但赵昺依然感到压抑、气闷。想想这皇帝真不是人干的活，小民只需解决自家的温饱，臣僚只需干好自己份内的事情，而自己却要为整个天下操心，美味佳肴却食不甘味，雕梁画柱却如睡针毡，河山壮美却无暇欣赏，后宫佳丽无数此时却是身单影孤。
“诏令尚书省、并两淮、淮北官员，江汉上游雨水增多，恐下游成患，朕心甚忧。各部务必做好防汛准备，时刻监察水情，排查隐患，整修堤坝，筹措物资。相关省部要派员督查，如有懈怠严惩不贷。一旦成灾，切以保证百姓生命为要，地方官员要迅速组织撤离，并做好赈灾工作。若有必要，可请驻军提供协助！”
赵昺想了想还是放心不下，手写了份诏书，派人以八百里加急转送临安，并尽快下发。值守的陈识时立刻重新誊写，加盖行玺后送出。得到回报后，他这才觉得心中稍安，端起桌上的烛台，靠近厢板上张挂的地图前查看，想着如何能迅速攻取襄阳。
按照既定的计划，东西两个集团是齐头并进，互为犄角，在五月酷暑到来之前结束北伐。但是西集团久违襄阳不克，十余万大军在此驻扎了两个多月，而这也给后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。湖广转运使林之武已经二次给赵昺上书告急，五月就称湖广路要供应荆襄和川蜀两个战场的军粮，官仓存储的粮食已经行将要告罄，希望陛下督促，早日结束战斗，以缓解湖广方面的压力。
六月林之武又再次上书，请求陛下恩准暂缓将送往朝廷的夏税供应军前，以解燃眉之急。并提及因为荆襄之战久拖不决，征发的十数万夫役无法归乡，导致许多田地无法及时播种，今秋减产已成定局。若是战事再次延长，湖广难以再维持，只能从江东调粮入襄。
林之武是赵昺放在湖广的一颗钉子，目的就是让他协调各方，保证荆襄战场的军需、粮饷。而作为自己的心腹，其若非到了非常时候，不会连番叫苦的。这也是赵昺为何非要带上御前水军，就是让他们途径建康时运载粮草已解荆襄燃眉之急。
赵昺如此也是无奈，保证后勤供应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不容置疑，以至于一旦粮道被劫或者粮食食尽，军队马上就陷入困境。可还是有人质疑军人平时每天也得吃饭，为什么一到打仗的时候就需要许多额外的粮食呢？
首先从制度层面上来看，很多王朝采用的是征兵制，即寓兵于农，士兵的主要身份是自耕农。他们按一定期限给国家服兵役，有的甚至还自带衣粮，好处是免除自身徭役，服役期之外就是普通百姓，日常所需口粮自然不需要朝廷来操心。
两汉的征兵制、唐前期的府兵制就类似于这种情况。如果没有作战任务，军队在一个地方长期屯驻，则需要开荒种地、自给自足，即所谓军屯制度。明朝的卫所制也类似于这种情况，正如朱元璋所说：“吾养兵百万，不费百姓一粒米。”
而宋朝实施的是募兵制，赵昺对此更是进行了强化，禁止禁军屯田经商，粮饷、军费、兵器装备等全由国家供应，而这些皆是来自赋税，不足部分就要由朝廷花钱购买。如此虽然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，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就是沉重的负担。
不难看出，如果要发起一场战争，一定要先预判战争会持续多久，再根据出动军队的规模计算所需粮草大致总数，从官仓拨付，万一战事延长还得不断补充。毕竟无论是士兵自带干粮还是屯田自给，一旦遇到长期作战，日常粮草供给都无法持续，一定要备足所需的军粮。
而这个数字往往十分庞大，赵昺计算过动用一个军，以出征十个月计就需要粮食四十万石，约合现在的两万多吨。而此时的上等良田亩产才三石左右，那是十多万亩的产出。这还只算了士兵的口粮，战马所需精料和运粮民夫口粮还没计算在内。
在正常情况下，大宋占据了富庶的江南，有江东、湖广两大产粮区，所能调配的资源足以支持长期作战。但是战争在哪里打往往无法决定，这也加重了前些粮草供应的压力。尽管赵昺在军中建立了各级辎重部队，并利用水力周转，尽可能的减少征用民夫，以减少粮食的消耗，但在两个战场上仍然动用了大量的州军和三十余万的民夫，已经是战斗部队的倍数了。
为了节省粮草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运粮的民夫会先后分批放返，但前线会一直保持一个具备相当规模的民夫队伍，他们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粮食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将会成为一个很恐怖的数字。除了战兵和民夫外，军中还有大量骡马，其中有需要精料喂养的战马，和粗料喂养的驮马、乘马及驴骡等畜力。
比如战马，虽然马匹可以就地啃食水草，但还需专门准备饲料。其所喂饲料既可以是干草、稻麦秸秆，也可以是豆类甚至小米。一般来说，普通畜力用干草喂养，战马用草料和粮食混合喂养，以保证作战时的体力。草料和粮食的比例也没有绝对标准，视情况而定。而每匹军马的标准是每天生谷二升，豆类若干，以保证战马体力充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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