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年头,成了名想躲都没处躲,这卫中的同僚也得知了此事,纷纷来打听,也有人来套关系的,有人来请夏元吉作词的,甚至还有伶人亲自登门造访,非要见一见这位‘贵人’。
夏元吉焦头烂额,他倒确实是个君子,并没有那么多圆滑,虽然主政一方,也有狡黠的一面,可人家带着笑脸来,固然是拉下脸来拒绝,纷纷挡驾,却还是有点儿吃不消了。卫里的一些书吏乃至于博士都取笑他,说他如今已是花楼里的‘状元公’,不晓得多少人对他牵肠挂肚。
这才是最致命的,这‘状元公’三个字对于夏元吉的身份,实在是莫大的侮辱,如今他虽为小吏,可终究还曾是部堂,又是君子,和这花楼戏院扯上关系,实在是难以抬头,可偏偏人家只是善意的玩笑,夏元吉竟是发作不得。
人嘛,总是会渐渐习惯,慢慢的,夏元吉虽还是对那些人不冷不热,却还是一些苦苦求告的一些甜头,偶尔有什么诗词,也会送去刊印,那儿自也会送了银钱来,他拿的心安理得。
只是数月下来,却是真真吓坏了他,不知不觉,他竟攒了纹银近千两,这千两纹银对于他这两袖清风的部堂来说,绝不是小数目,这还是他并不热衷此道的缘故,若是当真卯足了劲头去作诗词,怕是再翻几番也不在话下,都说谅山富甲天下,看来还真是如此,也难怪这谅山充斥了诗词歌赋的气氛,便是几个蹩脚的同僚,也隔三差五在公务闲暇之余要憋出那么几句词来,说来说去,还是这黄白之物起了效果。
夏元吉突然有些觉得可笑了,无论是朝廷还是圣贤,提倡的都是教化,可是历朝历代教化了这么多年,也未见什么功效,该愚昧的还是愚昧,目不识丁者依旧目不识丁,读书人读书,为的不过是一块敲门砖,和教化又有什么关系。反倒这谅山,以利相诱,倒是教化起来了,不但起来了,还很成功。
在这里,有一种非常浓郁的读书气氛,夏元吉往来之间,极少遇到白丁,甚至是他走在大街上,遇到一些货郎,也是捧着一本书看,自然,那种书多半是一些杂谈野史罢了,可是人家识字,看的也津津有味,也有人摇头晃脑背四书五经的,多半是对现状不满意,希望在做工闲暇之余,多读些书,为自己将来谋个好的出路。
这里白日热闹,夜里更热闹,靠着卫里不远有条镇南街,一到夜里,便是灯火通明,各种吃食都有,连绵数里的长街上,竟有来自于各地的小吃,而且极为正宗,大抵是因为来这里谋出路的人有来自于江浙,也有川桂、两广等地的人,不只如此,还有大食人、倭人、暹罗、吕宋、佛齐甚至是昆仑奴,大家聚在这里,如今做吃食收成都不错,因而许多人便拿出自己看家本事,将自己家乡的特产做出来拿出来贩卖,因而琳琅满目,单单那做饼的,便有上百种,都是沿街叫卖吆喝,吸引客人。
这里夜间潮热,因而许多人睡的迟,许多人白日做工,夜里便禁不住犯饿,因而都免不了邀上一些好友,在这摊子这儿,寻那矮凳坐下,等那摊贩子做了各种煎煮油炸的各种吃食上来,酒水自然也有,从南到北,乃至于倭人的清酒也都有售,大家聚在一起,虽是油污多了一些,也不以为意,吃着小食,喝着酒水,说一些玩笑话和见闻,其中不乏是危言耸听之类的东西,也免不了有几句吹嘘,却也是无比惬意。
夏元吉被人邀了几次,后来自己挣了银子,于情于理,都不能不回请了,于是也会请人来,一来二去,便离不开这种市井的生活了,否则一到夜里,肚子便犯饿,又无心睡眠,断的是难受无比,渐渐的,他便每日都出来,或是和同僚,或是和几个认识的好友,上至官人,下到贩夫走卒,他竟都认识了一些。
接触了这些人,夏元吉一开始是沉默寡言之人,所谓君子惜字如金,可渐渐的,他竟也能和摊贩说几句玩笑话,微醉之后,发几句牢骚。
今日他们寻的还是一个江西人的摊子,吃的是豆花和几碟茴香,教人熬了一锅粥,又是半坛子黄酒,同坐的都是江西人,有做买卖的,也有一个读书人,姓杨,单名一个景字,这位杨先生举业不成,实在考不中,便发了狠,索性便离乡去,本来是受了一个同乡举荐,到广西一个知府那儿做入幕之宾,结果在那儿很不快活,人家只是碍着人情才用了他,对他不冷不热,他听说谅山这儿好,便来了,如今在一个学堂里教书,薪水不错,也很清闲,不过他是铁杆的陈学党,其实和夏元吉在学问上并不投机,只是敬重夏元吉的品德,因而愿意和他深交,用他的话来说,这便叫君子和而不同,管你认同不认同我,大家各为其主,平时也极少说学问上的事。
夏元吉也喜欢他,是因为此人颇为耿直,待人至诚,他渐渐的在谅山磨砺,竟许多时候忘了自己在朝堂中的事,反而喜欢了谅山的生活,虽有时为自己的际遇哀叹几句,可有时又觉得自己是陶渊明,那陶渊明是隐于山林之间,自己是大隐隐于市,享受这江湖之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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